举报人反被立案侦查

　　西宁铁路分局的职工李思明2003年8月向上级写信，举报本单位一名职工的违纪行为。被举报人得知情况后，到自己丈夫任队长的西宁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报案。队长的妻子来报案，刑警支队当即立案侦查，于是举报人反成了“犯罪嫌疑人”。铁道部得知此事后，组成调查组调查。调查组认为，西宁铁路公安处在这起案件上属违法办案，是一起典型的人情案、关系案。西宁铁路公安处负责人已向当事人当面赔礼道歉。

　　司法应为匿名举报者严守秘密

　　报道中说，西宁铁路分局机务段职工李思明寄的是匿名检举信。后又以“警方说”的陈述：“经过侦查，已经确定匿名信是李思明所写”。

　　在中纪委、监察部《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中，有一条规定，“严禁将检举、控告材料转给被检举、控告单位或被检举、控告人。对匿名检举、控告材料，除查处案件需要外，不得擅自核对笔迹或进行文检”。

　　先接受调查的并非举报信中反映的内容，而是举报信本身。显然，举报信的内容已然为被举报人知悉。而确定匿名信的撰写人，还需要专业机构的专业人员进行专业笔迹鉴定——这已构成侦查立案活动的一部分。

　　立案必须同进具备两个条件，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举报人发出匿名信有犯罪事实吗？准确地说，有“诬告陷害”的犯罪事实吗？举报人及其妻子正是因为这项“罪名”而遭到侦查机关传讯的。“举报信中除了一件反映曲某和旅客吵架的事比较具体外，其他方面都因为没有相应的具体事实而无法查证”。“吵架”显然不是举报人捏造的“事实”，而除“吵架”外，举报信中的“其他方面”也没有“相应的具体事实”。《刑法》中规定：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适用诬告陷害罪的规定。

　　这些分析表明，“诬告陷害罪”的并非出于法律上的考量，而更多地成为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被举报人的丈夫，正是负责侦查“举报人诬告陷害”一案的西宁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队长。

　　举报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报道近年来并不鲜见。举报机制的健全，对举报人人身保护的加强也多次被提出。举报环境的净化，需要细微的制度保障，司法应为匿名举报者严守秘密，成为举报人保护机制的第一要义。

如果没有侦查机关对匿名举报人的“鉴定”，也许本案根本就不会发生。

　　违法办案岂能以道歉了之

　　报道说，警方当面向当事人赔礼道歉。但面对这个处理结果，人们不禁有些困惑：难道这就是执法部门违法办案的代价？

　　守法是现代社会对公民的起码要求，依法办理是执法者必须遵守的准则。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经常看到，由于执法者不能严格执法乃至违法乱纪，造成这类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案件屡有发生。究其原因，恐与执法部门违法办案所付出的代价太轻有很大关联。

　　据媒体披露，某一地公安局4名民警，采取非法手段逼迫一女大学生承认卖淫，并供出3个“嫖客”。此女幸以“处女膜完整”洗刷了自己和受牵连人的罪名；但滥用职权、以严重侵犯人权手段勒索罚款的警察，只分别被判处半年至2年的徒刑，还全是“缓期执行”！

　　不懂法已不是造成此类执法者违法的原因，而是有关部门对这些人执法违法后的处理并未产生有效的惩戒作用。如果执法者违法办案所付出的代价仅仅是一句道歉或“缓期执行”，受害者被违法处罚后所获的补偿远不能弥补其受到的伤害，执法犯法者就很难吸取教训，类似令人痛心的事件就会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