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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的“三月民主潮”
——加拿大政治民主一瞥
[ 林 喆 ]

  2003年3月的加拿大温哥华是热闹的,此起彼伏的罢工运动和反战集会游行在这座美丽宁静的城市掀起了阵阵民主热浪。此间我正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又称“卑大”)作高级访问学者,置身于这一浪潮中,用相机和笔记下了它的点滴片断。


罢工与法令

  “9.11”事件发生后,整个北美经济不景气。与美国经济的衰弱相比较,加拿大的经济状况略为好些,年增长率为3%。温哥华属于BC(卑诗)省,地处加拿大西海岸,其风景秀丽,植被繁茂,气候适宜,被联合国称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BC省的经济支柱主要有三:森林业,矿业和渔业。它原为加拿大最好的省份之一,但由于国际市场的衰弱,去年该省的失业率达到3.5—4%(则媒体的报道为8.2%),结果该省不得不宣布工资调整冻结3个月。

  经济状况的低落,引发了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这次我所遇到的是卑大教工持续一个月的罢工。这场罢工首先由Ta(助教)工会开始。卑大的日常教学辅助性工作主要由助教(大都是硕士生和博士生)来完成,不久前学校在决定明年工资提高10%的同时,规定学费相应增加16%。面对高昂的学费,Ta工会组织代表广大助教利益,与校方谈判,要求全免助教们的学费。在多次谈判未果后,工会号召其成员集体罢工。
加拿大的权利宪章中有关于罢工权、联合(形成协会)及和平抗议(设警戒线和抗议)的权利的规定。在省一级的劳动法中也都确认了罢工权,并规定在罢工期间不可解聘罢工人员。所以在工会与学校所签订的协议中就包括了教工的罢工权,规定校方不可派研究生做超出他们工作范围的工作,也不可因其罢工而解聘或打击报复他们。
那天上午八点正,全校拉响汽笛声,1600名Ta以10人左右为一组,分散在各个教学楼前,他们挂着或举着标语牌,敲着小鼓或脸盆,吹着小喇叭,在教学楼前一遍又一遍地转着圈。阻拦来教室上课的学生,劝说他们不要上课,对于执意要上课的学生,他们也不强行阻拦。

  这一情景维持了一周之久,校方以克制、沉默和容忍的态度对待之,它也曾要求政府出面干预,但政府拒绝了校方的要求,认为这是劳资矛盾,应由双方协商解决,政府不便介入。之后,CUPE(加公共雇员工会)第2950分会,即卑大文秘工会参加进来。卑大规定当讲师必须有博士学位,于是一些教工就去读学位,去年3月31日卑大办公室人员与校方合约到期,从去年1月开始CUPE就一直在与校方谈判,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和男女同工同酬,但始终没有进展。谈判破裂后,该工会主席得利?利西克代表工会向校方和全体会员发出了72小时罢工通知,她指出,校长白马莎与省长宝尔站在同一战线上与劳工对立,使劳资双方无法继续对话。工会通知一下,卑大各办公室、图书馆和其他服务部门数以万计的教职员工即刻纷纷响应,开始设立双重罢工纠察线。

  所谓双重罢工纠察线就是除了在教学楼前设劝退人员外,还在学校几个出入口前设警戒线。凡进入卑大的车辆都被阻止直接进入而改道,往日经过卑大门前的公交车被迫在几公里外调头。

  我曾询问法学院Timothy Dheek教授如何看待其助手们的罢工行为及罢工者设立警戒线的意义,他说,多数教授对他们提出改善报酬待遇的要求抱以宽容或支持态度,对因此没来听课的研究生,只要他们写条子说明自己响应工会号召参加了罢工,也不为难他们。虽然罢工者给大家造成了种种不方便,但总比迫使他们去干更糟的事要好些。至于设警戒线的目的,就是要搞乱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使习惯于按部就班的人们感到出行和活动的处处不便,从而对校方的管理产生怨言,给校方以压力,促成问题的早日解决。

  在罢工期间,所有参加罢工的人一早准时来到设线点,在专门的本子上签到,一直活动到下午5点,离去前再签到一次。工会根据出勤本上的记录向他们发放相当于其月薪30%的补贴费,以维持其基本的生活费用。这一补贴费是工会维持其号召力及将罢工进行下去的物质保障。

  此间,温和的罢工者们除了出版发行有关罢工的刊物和张贴布告等宣传品外,还充分利用了快捷且影响面大的网络功能,在网站上刊登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教师的章程和卑诗省议会控制下的法律修正部分,指出,国际劳工组织裁定,有六项立法被卑诗省的自由主义者用于冒犯国际性协议,联邦国家机构必须为没有掌握全球劳工标准而负责,国际劳工组织力劝坎贝尔政府废除使教育在本质上变成一种服务性工作的法律,以及重写其他五项法案,使它们与联合国所规定的职工的义务相一致。卑诗省劳工同盟也发布新闻对之表示声援。

  罢工扰乱了学校的正常工作,许多人以为这场罢工可能会发展到全省,却未料到就在其发展到高潮时省议会终于下决心出面干涉——3月14日(周五),它通过一项法令,要求卑大的罢工者在72小时内复工,否则以非法论处。

  可以想象得到罢工者在法令颁布后的反应。他们在卑大1号门前安装上了高音喇叭。当我闻讯赶去时,只见他们个个穿着节日的盛装,又跳又唱的,将做成活报剧的省长和校长的人头像纸板踢来踢去的,并烧毁了它们。几位罢工领袖轮流上前对着群情激愤的人们大声地演讲:你们要支持我们,相信我们的领导能力,将斗争进行到底。

  在议会通颁布了法令之后,罢工者行为的正当性受到了法律的挑战,失去了其合法性——原先的维权和行使罢工权的行为方式此时已被视为违法。我静观事态的发展,很想知道当这些教工要求增加工资的权利和罢工权与新颁布的禁止其继续罢工的法律发生冲突时,他们将以什么样方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将如何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行使和实现自身的权利?我希望从加拿大的民主制度中找到答案。

  周末全校无声,罢工者们频频开会商量对策。面对我的种种问题,罢工领袖之一,社会心理学研究生Dana C. Leighton的回答是,当新的立法和禁令生效时,在政府和法院的压力下,工会只能求助于主要参加对新法在政治上的抗议。一旦学校得到命令阻止,他们就开始进行偏离校园的抗议。如果工会还继续设警戒线,那么政府将会把工会领袖以冒犯法院指令的罪名逮捕和关进监狱,个别人也可能会被监禁或被罚金,而工会将被罚金一万元。他还告诉我,省议员马克?布朗被指定为劳资双方争执的调解人兼仲裁者。这表明工会的压力一直是成功的,是永不放弃努力才赢得了胜利的结果。下周他们将与马克见面,使他了解他们的处境,如果双方不能在谈判桌上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马克就会写信交由双方政党来解决。

  周一,卑大全校一片寂静,没有人堵车,没有汽笛声和锣鼓声,也没有挂着写满字的牌子的罢工者,所有的声音随同罢工者仿佛在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据悉,全体罢工者都请了病假,声称有病而不来上班。接着人们便在网上看到SFU(温市的另一所名校)的CUPE工会宣称将为“获得公正的工资”而举行“合法的罢工”,及卑大CUPE工会所作出的将与他们“团结及同舟共济”的表示。罢工领袖之一,SFU的CUPE工会负责人亚列克斯?格兰特在网上向所有支持这场罢工的人表示谢意,并表示凡有关于自己个人工作情况的任何问题,都可与工会直接联系求得帮助。他称:“我们拥有工会,这表明全校职工没有一个在此之外。团结一致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离开卑大前夕,我从Dana那儿得知,UBC工会还在与校方谈判,双方都让了步。虽然工会方最后没有获得学费的减免,但是在卫生保健及增加薪金方面使校方付出了更多的投入。“在这次谈判中,工会方做出的让步比校方更多,所以对于如此的协定没有一方感到高兴,尽管它可能是公平的。”他不无凄楚地说。

示威、游行与集会

  美国准备攻打伊拉克,在整个加拿大社会激起强烈的反响。

  首先是加政府表示,不支持和不出兵。3月4日—5日,当被美国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而拒绝入境的古巴领袖卡斯特罗路经温市时,受到了铺红地毯的上宾礼待。9日,加总理克里靖说,布什已迫使伊拉克销毁了许多核武器,占足了上风,已赢了,又何必要发动一场战争呢,因为你推翻了一个萨达姆,又会出来另一个萨达姆。接着便是温哥华市市长带头上街游行,他说:如果温市不反战,恐怖主义分子就会袭击这座安宁的城市。卑大校园内到处张贴着告示,提醒人们注意战争已经逼近,以及到时候去哪些地方进行集会游行。

  15日,温市市民再次游行。我碰巧在街上遇上,便随人流参加了在美术馆前的群众集会。

  上千名衣着不一的市民手持写有反对战争或画有伊拉克地图的木牌,秩序井然地聚集在美术馆前的广场上,一位老人推着一辆插满绘有伊拉克地图和反战口标语号牌子的小车,以三元一个的价格出售着标语牌。正面设有临时主席台,上方挂有一条横幅:“No Blood for the Oil”(不要为石油而流血)。

  先是一位男子上台演讲,慷慨激昂,接着一位脸色黝黑的胖胖的妇女走到话筒前,她自称是加拿大第一居民(土著人),并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而没有女人的支持,战争不会发生,妇女是有理智的,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利去制止战争!她号召人们不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去战场。之后,台上的管乐队开始拨动吉他,吹奏黑管,拉起大提琴,几位肤色不同的年青人对着话筒摇晃着身子带领全场的游行者唱起歌来……

  这些反战歌曲调简单易于上口,在乐队的伴奏下,台上台下的人们看着组织者所发的歌词本高声地唱着:如果你的智商接近零,就轰炸伊拉克;如果你的智商接近零,而且想成为英雄,就轰炸伊拉克/不要有更多的战争,赶快放下你的剑和鞭,把它们放在河边,不要再继续研究战争/无论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要去反对战争,耐尔逊?麦德生和马丁?路德这些都是我们所青睐的人/我们现在又要跑去中东建柏林墙,一块砖,一块砖,我们希望这座墙能站立很长时间,将恐怖分子挡在墙外,但是它总有一天会倒塌的……”。四首歌唱完后,所有的集会者都鼓起掌来,有人发出阵阵尖叫声,全场一片欢呼,场面很是感人。最后组织者通知众人:当晚举行游行,下周日上午11点再来这里集合,到时包围美领馆。

  我看到场外安有电视台的摄像机,未见警察的身影,但陪同的新移民说,警察肯定远远地站在场外,对于这类事先登记过的群众集会,他们从不加干涉。

西方民主与法治

  的确,在加拿大公民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民主权利,当他们的行为在法律之内时,无论其活动给有关方面造成多大的麻烦,它们都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当政府无法调和各种利益冲突时,法律便出面积极干涉。新的法律文件一经颁布,公民的维权活动就被严格地限制在它所允许的范围内。在这里,政府和民众都是成熟的。

  政府很清楚它能够做些什么——在社会矛盾突现时,政府容忍民众受法律保护的合法行为,并不对之加以人为的干预,保持中立;而当该矛盾冲突激烈时,政府便通过新的立法来解决之,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运用法律方式解决社会纠纷、冲突或对抗,使自己的干预行为合法化,这种手法在之前多伦多市清洁工的罢工和温哥华市公交工人的罢工中已被政府屡屡运用,这两次罢工的结果均是各省议会通过法令使工人复工,则罢工者的所有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

  而民众也很清楚他们可以做什么——先充分地享有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将权利用足,将不满情绪宣泄到极致,以赢得社会中更多的人的同情和支持,并恪守不超越法律权利界限的义务,而当形势不利于自己,新的法律对其行为做出限制后,即刻无条件地服从于新的法律规定,以遵从法律的态度寻求新的合法方式来保全自己,迂回前进。民众民主权利的行使在有序的组织和引导下进行,无论是愤怒情绪的宣泄,还是对他国的声援,都被控制在温和的、平和的、理性的空间中有序的展开,人们在每一项活动中持就事论事的态度,反战就是反战,罢工就是罢工,而不与其他内容扯在一起,不将问题搞复杂化。

  于是,一切都在法律的掌握和控制之中。法律在解决社会冲突中具有至上的权威,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都以合法性作为确定自己行为方式和方向的前提,这就保证了法律作为调整社会矛盾手段的权威地位,使尊法和守法在社会成员中成为一种普遍状态。

  我们自然可以在这里批评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但是也应从中受到某种启迪:成熟的社会或现代法治国家应当是这样的:政府懂得如何运用法律说话,民众懂得如何依法行为,成熟的民众和成熟的政府是法治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而这就需要双方对政治游戏规则的认同。

  同时,我看到,任何权利或民主都是有限度的,当它威胁到社会安定或公共利益时,它便受到明文限制。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之一是:民主的主体不仅包括公民个体和社会团体(如工会),也包括政府本身——本来民主是民众针对政府的一项权利,而现在也包括政府针对民众的一项权利,它有向议会要求新的立法的民主权利。在民众的意愿表达和权利行使中,其联合组织(工会)在协调劳资利益和保护职工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重要的组织作用,这就保证了罢工得以有序的进行。

  当代西方民主制度容忍民众以温和的和文明的方式充分地表达其民主的愿望和权利要求,这是二战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成果之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而社会较为完备的高福利更是加强了政治上的高稳定,使得在不景气的经济和高失业率中的一次又一次罢工浪潮不至于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西方社会是我们的一面镜子,通过它,我们可以反射出自身需要坚持、保存和完善的部分,以及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西方社会也在发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其民主政治、法治建设及文化传统正在逐渐地发生着变化,其中大量的由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已成为当代世界文明的重要成果,我们应当持以客观的态度评价之和认真地研究之。

*中共中央党校人权中心教授,理论法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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