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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爆竹的禁放与复辟看立法理念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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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杰人 ]
春节前后，媒体不时有关于各地爆竹禁放和开禁的消息。继杭州市于1999年首次解禁以来，沈阳、上海、石家庄等地宣称今年春节期间不再禁炮，河南安阳则以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形式解除对爆竹的禁令，即便在大洋彼岸，纽约市也宣布今年农历春节期间允许放鞭炮，这是纽约8年来首次解除有关禁令。
与此同时，北京顶住了一些大城市对于燃放鞭炮开禁的压力，加大了惩处力度，规定今年凡是违反规定放炮者最高将被罚款500元人民币，广州则将罚款金额提高到2万元。
毋庸讳言，各地的禁放规定，都体现了当局对社会秩序和民众生命健康安全的负责。正因为这样，禁放得到了一些人的理解和支持。但问题是，既然是一件人人都明白的“好事”，为什么许多人仍然不愿意遵守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多数人都不约而同地从文化根源上找问题，认为放炮是中国人春节的传统，所以春节违禁放炮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些人也呼吁全国解禁。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立法理念上。在本文中，笔者姑且采用广义的“立法”概念，即将政府的规定也看做是立法。相对于管理者或者统治者而言，立法是一项具有长期效应的管理措施，而对于被管理者而言，立法则应当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在一个倡导民主的国家，后者是一个基本理念。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的思想的多样性，几乎任何一项立法，都会在为一部分人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另外一部分人带来不自由。可以说，没有哪项立法会得到全体民众的一致支持。那么，用尽可能少的“不自由”代价来换取尽可能多的“福音”，则是立法需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具体到禁炮的立法来说，如前所言，燃放烟花爆竹确实会而且已经带来很多危险。比如身体伤害、火灾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管理者需要预防这些事故，进而想到“禁炮”。但毫无疑问，通过几千年的积淀，“爆竹声中一岁除”、“岁岁（碎碎）平安”，诸如此类有关春节放爆竹的习俗，已经融入中国人普遍认同的文化，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禁炮虽然能够防止安全事故，却是以牺牲一种传统文化作为代价。两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在这个问题上，汽车问题有着较强的类比性。众所周知，全中国每年发生的汽车车祸，造成上百万人的伤亡，这是烟花爆竹远不能比的。按照前述逻辑，立法机关也完全有理由禁止汽车，但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显然，汽车给人们带来的方便和因此产生的利益远远高于车祸的损失。
那么，为什么不禁汽车却要禁爆竹呢？我对此的理解是，政府并不认为一种文化传统能带来多少利益，这种观点何尝不是一种谬误。
首先，文化传统虽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隐藏在这种传统或者习俗背后的，却是一种精神，它是任何物质利益无法比拟的。如果一种文化传统被人为扼杀，它所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要改变风俗和习惯，不应当用法律，否则便是粗暴。”这句至理名言，道出了立法和习惯的关系。放到今天的社会来看，对习俗，尤其是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文化的习俗，如果不加分析便以立法禁止，这样的立法显然弊大于利，并且常常不会得到民众的认可和遵守。
回过头来看中国各地禁放的规定，有几个是在征求民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呢？从立法技术上看，假如立法者在禁前仔细倾听民众的意见，认真分析立法的可行性，甚至进行立法听证，遵从多数人的意愿；或者换一种思维想问题，比如是否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尽可能防止爆竹的危害（事实上这是完全可行的，例如从源头上禁止爆竹生产商生产威力过大的爆竹），这样立法，不仅能被多数人理解，也能得到多数人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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