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自建立以来，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乾隆年间，已呈兴旺发达之势。不过，繁荣之中却已露出败相，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贪污巨案时有发生，其金额之大、牵涉的官吏之多，前所未有。好在乾隆皇帝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常亲自过问重大贪污案的侦破及处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里，在甘肃——当时中国最贫瘠的那块土地上，竟然滋生了以布政使王亶望为首的甘肃全省官员以赈灾为名，贪污了数以百万两白银的特大案件，被称为“清朝第一贪污巨案”。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六月的一天，乾隆皇帝正在御案前仔细阅读一份密折。这一年里，甘肃发生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反清起义，兰州城被围，情势危急。陕甘总督勒乐谨因镇压不力，被解至京城候审。乾隆帝派遣钦差大学士阿桂、尚书和坤率兵前往甘肃。这份密折就是阿桂向皇上奏报关于此时“剿匪”事宜的。不过，此时乾隆帝的主要心思却没有在“剿匪”上，而是对官折中一段谈论天气的文字十分注意，这段文字是：

本月（即六月）初六日，大雨竟夜，势甚滂沛。初七、初八，连绵不止，直至初九日始晴。

乾隆暗思，阿桂所奏雨水情形与甘省大吏所奏常年被旱之言迥不相符，前两天接到和坤奏报，中亦有“一入首站，即遇阴雨”，他们之间定有一方说的是假话；否则，岂有年年旱灾，而今年雨水独多之理？一向精明过人的乾隆帝顿时对 甘肃盛行的纳粮捐监打了个大问号。

甘肃的纳粮捐监一事，由来已久。该省素来地瘠民贫，每年清廷户部都要调拨巨额款项，采买粮食，赈恤灾民，以及供应当地驻军，接济新疆之需。为了节省国库开支，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960年），清廷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缴粮捐纳监生，以就地解决缺粮之急。监生，即国子监学生的简称。甘肃省内外商民赴甘买到监生头衔后，并不被要求千里迢迢进京进国子监读书肄业。但是，一旦监生到手，便享有与秀才同等权利，可以直接参加乡试，步入官场，也可以监生资格加捐官职。因此，捐监一途是当时富家子弟入仕的捷径。这甘肃开捐定价较低，每名只需麦豆四五十石，故颇有吸引力，外省商民趋之若鹜。不料行之数年，弊端丛生，不外乎经手的地方官员借机贪污，挪用捐监粮，甚至干脆折收银两，更便于中饱私囊。因此，清廷曾一度下令中止甘肃收捐，仍旧由户部每年拨银100多万两，解至甘肃采买粮食。然而，甘肃大小官员仍为缺粮叫苦不迭。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奏请恢复捐监旧例，兼管户部军机大臣于敏中从中斡旋，户部遵旨会议，认为可行，乾隆帝也很快允许了。鉴于以往弊端，特选精明能干、善于理财的浙江布政使王亶望为新任甘肃布政使，专责办理该省收捐监粮事宜。

王亶望，山西临汾人，自举人捐纳知县，累任知县、知府、布政使。此公上任伊始，便向乾隆帝保证：“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

转眼间3年过去了，至乾隆四十二年，王亶望因收捐卓有成效，不仅省去户部每年拨白银百余万两的烦费，而且“弊绝风清，仓储充裕”，因此被擢升为浙江巡抚。王延赞继任甘肃省布政使，专责捐监事务。

又过了4年，到乾隆四十六年上半年，统观甘肃省自乾隆三十九年开捐起，7年间共捐监生近30万名，按每名收本色麦豆四五十石来算，至少也在千余万石之上，扣除每年赈灾以及拨巡回需之用，剩余的也应有数百万石。然而仅凭甘肃省现有仓库之数，岂能存贮这么多的粮食？这始终是深存于乾隆帝心中的一个疑团。

甘肃连年具奏雨少被旱，百姓年年需要中央赈恤，惟独今年阿桂、和坤一入甘境，均称雨势连绵且雨量充沛，这一背谬常理实使乾隆帝疑云大起，怀疑其中必然有诈！乾隆帝忽然想到，现任甘肃省布政使王延赞不久前曾上奏认缴积存俸银4万两以资兵饷。还有王亶望捐办浙江省海塘工程案内竟然捐银50万两之多。以他们有限的薪俸收入，岂能一次拿出数万乃至数十万的银两？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这二王所拥巨资定与折收捐粮、贪污中饱有关。乾隆帝下定决心，要将此事查它个水落石出。于是，传旨命钦差大学士阿桂、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严密查访，以弄清王亶望、王延赞家道充裕是否与捐监一事有所染指相关。

经过初步调查及审讯，发现王亶望任藩司时，怂恿勒尔谨同意，将原来收捐监粮改为收折色银，王廷赞继任后，仍沿行此例。这是严重违反朝廷例禁之事。现在，他们借此作为分肥入已的狐狸尾巴也已露了出来。然而，案件的侦破并不顺利，二是虽然承认把捐监粮改为捐输银两有忤圣意，但仍强调这是好心办了糊涂事，至于贪污一事则矢口否认。王亶望交代说：“我自乾隆三十九年八月间到达甘肃藩司任上，已在督抚勒尔谨奏准捐监之后。我详议条规，原系收捐本色，后来风闻有折收银两之事，立即责成道府查禁。那时甘肃的情形是仓贮颇少，以急筹多贮为权宜之计，我私心忖度只要各州县在收捐之后，将监粮照数买足，自然会仓储充裕，随时奏闻，还见得我办公有实绩，这是我要讨好的糊涂心事。所以既闻有折收情弊，不过责成道府查禁结报，并不曾彻底根究……至于借此分肥入己一层，那时收捐分散在口内口外80州县，并非聚在省城一处，如何丧尽廉耻，竟向各处分肥呢？”

经再三诘问，王亶望总是这个意思：改收折色银乃属下所为，自己纵容罪不容辞，但立意仍在捐多粮多，至于分肥入己之情弊则绝对没有。主审官员见问不出新情况，便将审讯结果上报乾隆帝。

乾隆帝得知后，十分不满，又闻王廷赞的交代与王亶望如出一辙，便断定他们都未讲实话。经过对王亶望的供词细加分析，乾隆帝认为此中亦存破绽。比如，照王亶望之说，捐收监粮原为仓储起见，又称私收折色后仍行买补还仓，并以捐多粮多为能事，照此看来该省粮食十分充足了，何以每年须朝廷赈恤？再者，即便想收捐，亦应听捐监之人自行交纳本色，或者捐监之人不致抑勒百姓，百姓仍能得贵价，如果这样，何须官为包揽？看来在二王身上一时难以有重大突破，必须将查讯范围扩大。于是，以六百里加急廷寄传谕阿桂、李侍尧，四面细勘，一有间隙即严加究审，务将此事如何舞弊分肥，如何冒销勒买各种情弊，以及向来蒙混出结之道府，逐一详细严加根究，令其水落石出。

阿桂、李侍尧接到乾隆帝六百里加急廷寄后，立即着手清查王亶望任内假捏结报的历任道府及直隶州官员，这项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下一步就是寻找突破口了。根据乾隆帝“臬司即系局外人”的谕示，这突破口就选甘省臬司福宁的身上。或许是因为与王亶望涉嫌贪污案牵连不大，这位身负一省司法大权的福宁被“请”来后显得十分配合，未费周折便将所知和盘托出。

据福宁交代：开捐之始，即系折色，并未交粮进仓，这一点王亶望原属知情者。那时，王亶望将实收（即空白的捐监执照收据）交兰州府存贮，给发各州多少全由他一人说了算，别人无权过问。外省捐生全赴兰州报捐，省内各州县也在省城兰州向报捐之人办理捐监手续，颁发监生执照。而各属所收折色银两，并未见其买补还仓，多系放银抵粮。即使事后盘查时各州县具文申报，道府按季出结，那其实也全是虚应了事。

为进一步找出甘肃私收折色的充足证据，阿桂又提讯了巩昌府知府宗开煌，宗交代：“我于乾隆四十一年署安西州，任内敦煌、玉门两县结册时，因我未曾到任盘查是否实补还仓，详请展限，王亶望不准，只得在省城出具假结。”这又有力地证明王亶望明知各州县系折色收捐。至于他徒取道府一结，乃防备日后事情一旦败露的脱身诿卸之计。

接着便是究查冒赈开销情弊一节。仍是从臬司福宁突破。据福宁披露，省内各属报灾数全由藩司悬定，根据这一重要线索，阿桂、李待尧查阅了王亶望任内各属报捐实收及开销赈粮的原始账簿。结果发现，各属大都是多捐者赈粮必多，而无灾赈的地方则报捐亦少。王亶望发给实收之多寡竟然与各属被灾之轻重如此契合，若非与属员串通侵蚀、任意开销又能是什么？

再进一步就是调查甘肃省上下如何舞弊分肥之情形了。由于弊情日久，甘肃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他们自然上下沆瀣一气，蒙混隐瞒不肯实说。所以乾隆帝特地发来谕旨，言称：“以甘省冒赈一案官员果肯吐出舞弊实情，则罚不及众，朕亦自另有办法，断不致通省尽予革职治罪。”并指示，“叱旨不妨令甘省大小各官知之”。然而即使这样，审案也未有重大突破，虽然有的官员供认出历年办理灾赈时总是有以轻报重、户口以少报多的情况，但是，当被问及通省官员如何上下串通冒销舞弊的关键之处时，这些官员便缄默语了。

为寻找突破口，阿桂、李侍尧思量多日，忽想到州县报灾赈必然经书吏之手，何不在他们身上下功夫？于是立即秘密提审甘肃首府首县——皋兰县户房的书吏，将他们隔离后分别严刑审讯，其中一名书吏终于挺不住，缴出手中的前任县令程栋于乾隆四十年散赈点燃中清册的残本，所载乃散布灾赈的实放数目。阿桂立即将其与奏销清册所开户口相核，数额极为悬殊，奏销之数大大超过实放之数。并且奏销时散发的赈数是8分本色，2分折色，而清册内则全放折色，每石粮合计折银1两，此乃捐监时多收捐生银数的有力证据，在放赈时按部价折给百姓，由此断定，该县县令浮冒情弊已确凿无疑。这里还补上一句，当被问及为何这本点名清册残缺不全时，该书吏供出，此系作弊之事，向来散赈完时就立即销毁，这一清册是前任县令程栋因遗忘而留下来的。真是天理昭彰，人算终究不如“天算”。

程栋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的两年知县任内，借赈恤之机大肆冒销侵蚀已确凿无疑。皋兰县为甘省首县，其上司同驻一城，如果不是上下勾结，岂有容知县一人任意开销赈银之理？况且首府首县为一省之耳目，当年的兰州府知府，后任浙江宁绍台道蒋全迪也必与此大有干系。皋兰县一经突破，其他大小官员沉不住气了，纷纷将各自在浮冒赈粮数以及被上司勒取交办物件等项用去银两数目逐一供明。从而表明，甘肃省上下官员冒销舞弊情形已是铁板钉钉。

乾隆帝闻知案件获得重大突破，十分欣慰，一面嘉奖阿桂、李侍尧等办案有功，一面传旨留京王大臣、刑部堂官及行在军机大臣以及闽浙总督会同钦差杨魁，分别严刑审讯本案的几名主犯——原总督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兰州知府蒋全迪、皋兰知县程栋，并查抄他们聚敛的家财。

经过多次审讯，案情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