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个别地方，审判独立经常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干扰。狃的一个条子，重罪可能轻判，当然也有一些积压了许多年的案子，经过领导的干预，很快就能够迎刃而解，那么行政到底应不应该干预司法呢？就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北京大学的陈端宏教授。

　　记者：我们知道，在不同的案件中，行政干预司法它的原因可能是不同的，我想请问陈教授究竟有哪些原因会促使行政去干预司法呢？

　　陈教授：通过一种经验性的归纳，我想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案件如果涉及到官场人物，那么可能上边的干预和外机关的干预就多一些。

　　第二是直接涉及到政府的案件，比如说，政府作被告，那么这种干预，说句实在话，不干预是例外。干预可能是通例；第三可能是所谓社会影响大的一些案件。因为我们现在试卷司法，是一个误识，成熟的认识，就是用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来评判一个案件。司法本身它是一个通过法律的过程，它应该确定的是案件本身的公正性。因为你如果考虑到社会效果、考虑到它的政治影响来说，这方面判断，当然行政首长比法院更有判断力，所以佻接受他的指示也好，或者他的某种正式或非正式影响，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这是一个误识。再有一个情况就是法院受到干预，就是人情问题，可能政府里面有人和这个涉宁人有些人情关系，这是一种现在法律上明确排除的，属于影响法官要能会偏私的一种情况。

　　记者：但我们也注意到，有些时候，行政干预司法或许不是恶意的，比如说，有的领导注意到当地一些民愤很大的案件，于是就给法院打了一个电话，提醒他们注意，您觉得这样的例子，算不算行政干预司法呢？
　　
　　陈教授：这怎么不算，我不赞成提倡个案司法和民意的关联，我们现在总是强调顺从民意，这好像是民主的一个基本要求一样，但是司法和民主是必须保持距离的，特别是和这种不定型化的民意，民意体现为法律可以，这是一种定型化的法律。这种不定型化的，所谓民愤很大也可能老百姓说这是个好官，是个好人，来求情，这不应该来影响司法，如果你把民意和司法联系起来，司法就变成了象那个水车一样。，就是被民意的激流推着转。

　　记者：我想请陈教授谈一谈司法独立，它对于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司法独立，我们的社会发展会遭遇到什么样的障碍？

　　陈教授：应该说，司法独立　是法治国家　一个前提，所谓法治当然有很多定义，我们可以做一个最初步的理解。法治是什么？就是按照既定的规则活动的一种秩序模式，那么法院就是负责解释、适用这些规则的，这些规则本身是事先确定的。

　　记者：国外对待行政干预司法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态度？和中国情况对比是怎么样的呢？

　　陈教授：在国外，如果是公务员个人去干预司法的话，应该说这是一个丑闻，是个政治丑闻，如果是一个机构去干预司法，那可能就构成了宪政危机。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监督者丰在，在国外就是媒体，媒体的力量比什么都大。把你弄成丑闻，你受不了。而在我们国家，从法律上来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有明文的授权，哪　一个其他机关的首长去干预司法活动，这个没有。甚至我们从相反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禁止性的规定，从宪法上来讲，任何机关、组织、个人都不能够去干预司法，这是宪法的明文规定。

　　记者：司法独立确实在我国目前是一个较紧迫的问题，但是实现司法独立既需要制度的建立，也需要观念的转变，最后能不能请陈教授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我们的公务人员提出建议。

　　陈教授：我想，公务员应设想自己是一个公民这样更好，探讨国家的某种组织、制度原则的时候，我们公务员更多地应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公民。一个普通公民，而不要想象自己是手中拥有权力的特权阶层的一个成员。你如果以一个普通公民的心理对待宪法的一个原则，可能更好一些。

　　审判独立是宪法赋予法院的一项权力，而司法独立呢，它也许是审判独立后面涵义更为深刻的问题，要达到法治国家的理想，要顺应世界的趋势，也许司法独立是我们不得不走的一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