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79岁的苏州评弹名家扬子江，一纸诉状将苏州评弹团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对于苏州评弹团所演出的评话曲目《康熙皇帝》，他认为自己拥有独立著作权，而评弹团演出是侵权行为。杨子江要求苏州评弹团“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和“赔偿5万元经济损失”等。日前，苏州中级人民知识产权庭公开审理了此案。被告苏州评弹团副团长尤志明告诉记者，扬子江老人曾托人表示，“只要让他演出，他可以不告。这个官司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侵权案，里面另有隐情。”而扬子江则表示将把官司进行到底。

　　记者从中国曲艺协会了解到，“目前还没有查到类似的案例资料”，苏州中院也称“这是一个从未出现过的事情”。有关人士称，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问题，虽然一直存在，但被忽略了，由此案件似乎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曲艺和说虽艺术的“版权”概念也在渐渐浮出水面。

　　记者了解到，长年生活在上海的扬子江，本名于少青，19954年定居苏州。这位有点传奇色彩的评弹艺人师也无门，自称全靠自学而成，并且一直没有加入评弹团。1980年12月，扬子江在上海第一次演出评话曲目《康熙皇帝》，当时社会反映非常好。苏州评弹团曾经有两们演员在上世纪80年代拜过扬子江为师，学习包括《康熙皇帝》在内的一些评弹曲目。随后《康熙皇帝》由其弟子带到了评弹舞台。对于20年后才告状的疑问，扬子江称，“现在有了法律环境了，我觉得把这件事提出来的时候到了。”

　　他告诉记者，“说我没有著作权，那需要证据，我有六、七十万字的说唱本子，如果你能证明还有其他人有，那我没有著作权。今年二、三月间，苏州评弹团副团长打电话告诉我，说萝州电视台录制了评弹《康熙皇帝》上半部，但表演者是我的学生，当时还想录下半部，我就说要录音录像只能我自己录，你（评弹团）要录我就告，交涉了很久未果，5月份我就告到了法庭。2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演出《康熙皇帝》，演了过程中既不署名，也不支付报酬，让电视台录像录音，发行音像制品，无论是演出和发行，都是商业行为。”

　　被告苏州评弹团尤志明副团长告诉记者，评弹曲目的延续都是靠师父口传心授的，从来就没有徒弟演唱师你传下来的曲目而被认为侵权一说。“我们对成为被告感到意外。评弹的很多曲目在传承时都没有具体的文本，师你唱学生记，而徒弟在演出时也是经过二度创作和再演绎的，也许还增加了很多情节，无论是程式还是技巧都变化了很多。每次演出有蓝本，但又不完全忠于蓝本，口传心授的东西，著作权如何确定？”

　　尤志明副团长透露，现在民间文化不景气，多靠国家扶持，“扬子江打官司不是想像的那样简单，有复杂的内情。老先生年事已高，但又不是团里的演员，享受不到国家的补贴，而在苏州个人演出，进书场、茶馆说书，需文化管理部门发证，而扬子江没证，这不是评弹团能解决的，老先生也表示只要给演出机会就行。”对此，扬子江表示，即使让他演出也要告，“但也不是没有协调的可能，就是要赔偿经济损失，今后演出我的《康熙皇帝》就要交版税，毕竟不能用行规推翻版权法。如果输了，我会一直把官司打到北京。”

　　在法院审理时，针对扬子江的理由，被告苏州评弹团拿出许啸天的小说《清宫十三朝》，想证明《康熙皇帝》不是扬子江创作的。原告扬子江称：“你们搞错了，《清宫十三朝》说的是宫廷里男男女女的事情，我创作的《康熙皇帝》有个主线是围绕跑马圈的，全国无饭可吃，康熙皇帝废除跑马圈地而引发的故事，由此发展下去的构的。”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立法保护

吴文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版权问题是包括曲艺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尤其是那些主要以口头方式表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内，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切实关注和高度重视的重要问题。出现此类官司，历史地看是一种必然。其正面意义在于，它能够促使我们关注并且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版权问题，促进我国在迈向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版权问题的法律关怀。问题意识和社会警示意义大于官司本身。社会各界对之予以关注，是值得肯定的现象。

　　至于官司本身，没有具明确针对性的法律条文作为依据。又没有相关的政策解释作为支持，要对之进行客观、公平和公正的判决，在法律上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对此案件来说，首先要义定苏州评话本《康熙皇帝》的创作属性。看到底是据历史著述进行改编加工即“再创造”，还是缺乏独创性的一般性编述或转述；其次要看这个所谓的“本子”是属传统艺术正常传承即师承意义上的“口承”性质，还是“发表”后（包括演述后）被不相关人员的“盗用”行为；更主要的是看此类行为是属行规习惯的正常体现，还比较特殊另有约定。事实上，在曲、艺行业，老师授徒，徒承师业，包括一些演员为了学习和演出某个艺人的拿手或编创节目，专门拜师某人，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曲艺的艺术传统包括传统书目，就是藉此得以传承和流行的。所谓“版权”及其“酬劳”，在拜师和授业过程中，已尼被业界内部长工期形成的既定习惯所约定和规范了。否则，我们很难想象历史上许多没有文字和音像手段的传统节目，能够为今人把享用；更难想象一门传统艺术没有自身行规的规范，如何得以延续下来，为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时入法治时代之后，我们就应当怎样来制定一部符合现代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版权法。这才是我们关注这个官司的核心意义之所在。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快，世界范围维护多样性的努力正在形成气候。我国有关部门启动实施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正在稳步推进。包括此类文化形态的相关立法工作，也已提上议事日程。相信不久的将来，有了相关法律的专门规范。此类官司的产生，也会成为历史。

传统曲艺版权应受重视

魏秀娟（中国曲艺家协会理论研究部主任）：

　　传统曲艺的特殊文化形式决定了人们对版权的不重视，历史上人们对传统曲艺的著作权意识不强，淡薄的产权意识现在的确需要增强。但实现传统曲艺的规范版权并不是容易的事。首先是要在意识上被业界和社会广泛重视，其次是要有健全的体制。中国曲协不但要成立相应机构，还要建立版权使用监督和版权费征收的有效渠道。而这需要很长时间，现在中国曲协行政工作人员一共才20个人，我们确实有点力不从心。如果传统曲艺的版权被重视了，无疑将会对很多曲目或演员都形成冲击。但对广大从艺人员，很多曲艺的原创或改编权是否成立也是个问题，因为很多曲艺形式本身都是复杂的，既有音乐，也有表演，所以曲目的变动情况要因作品而定，而不能一谈版权都鱼贯而入。很多曲艺形式被后人改动了，其实都是编曲的性质，未必都是改编性质。

关键在于作品如何界定

赵金斗（苏州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侵权之说是否成立，取决于很多方面。首先，就是要准确界定本案中的“作品”。评弹作为一种说唱的艺术，说唱技术或技巧本身，并不是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如果有证据证明。《康熙皇帝》这个剧本是原告创作完成的，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原告的作品，应受保护。如果是原告改编、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原告对改编、整理形成的作品也依法享有著作权，对此，《著作权法》第十三条作了明文规定。

　　其次，要查明被告方无使用原告作品的行为。如前所述，表演评弹的技巧、方法，与著作权无关。是否使用原告的作品，关键是看表演的内容，即说唱的是什么，而不是怎样说唱。此外，如果有证据证明《康熙皇帝》是原告的作品，原名《清宫十三朝》，名称是被告使用过程中改变的，并且被告还有改变作品内容的行为。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的规定，被告改变作品完整权。本案被告是否存在不合理使用的侵权行为，有待于双方的举证和法院的依法认定。如果扬子江也同样继承了《清》剧，也同样是从他师你那里承接来的，那么，本案中的“作品”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即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同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整理、改编所形成的作品却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前提是，法律意义上的改编、整理，必须体现改编、整理者独创性的思想内容，属于再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