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高认为，李真在帮他向高层反映情况充当信息渠道上有功，但后来变得"猖狂"了。

　　程维高生前，笔者曾与他有过几次交淡，时间是在2008年秋，在他常州的家中进行。程维高时年76岁。以下为部分摘录。

自诩"笨了一辈子"

　　向南：我看到你家大门上有"愚园"两个字，是有所指的吧?
　　程维高：我是笨了一辈子啊，我这个人不聪明啊，所以才叫"愚园"。(大笑)

　　向南：你是怎么从河北回到常州的?
　　程维高：我是经过中央批准，离休，异地安置。我们省部(级)以上干部，要回到原籍，都要经过中央批准的。因为江苏这个地方是经济发达地区，想回来的人特别多。我是申请退下来回常州，关系还在河北啊，用车、秘书、驾驶员都是河北配的。（常州）气候条件、人际关系，我都比较适应。北方则是另外一种风格，我们适应不了。我退下来以后，经中央批准，就回来了。

　　向南：谁照顾你的生活?
　　程维高：现在在我家照顾我的有老婆、女儿，还有驾驶员。驾驶员他们夫妻两个都是退休工人，我雇驾驶员做做饭，他老婆带带孩子，我的小外甥，她也带带。我家里有三个工作人员，一个是公家养的，两个是我自己养的。

　　向南：你平时都做些什么呢?
　　程维高：我不像汤书记(指汤永安)那样喜欢钓鱼，我喜欢看看东西，听听音乐，看看电视剧，我也不喜欢打牌打麻将。
　　现在我就是看看《河北日报》、《常州日报》。我去上海看病，看到《解放日报》办得不错。我经常看《河北日报》，要了解一下河北的情况啊，对河北还是非常关心，也有感情。我不经常出去，我身体条件不够好，出去的话，也造成很多麻烦。年纪大了，就是想静。我的心情没有问题。像我现在生病，从去年冬天，春节前后，发现病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哪一天睡不着觉的，睡得着觉，吃得下。我什么事都安排好了。突然走的话，都无所谓。我跟我老婆都商量过了，不光是我的后事，家里的财产啊，都交待了。

　　向南：你的病怎么样了，严重吗?
　　程维高：我是肺癌，早期。是今年年初发现的。他们认为我的基础病比较多，年龄也大了，不主张开刀，内控综合治疗，化疗、吃药，效果不错。我已经做了4个疗程了。两个疗程做下来，就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上海一个医院专门给我配了中药，我现在还在吃。
　　我年轻时候身体不错。这个病是很偶然的。我没什么遗憾，也没什么追求，我们这些人，干工作的时候，什么都没想到过。后来我当省委书记，我觉得莫名其妙的，我怎么当了省委书记呢?自己都不能理解。就这么匆匆忙忙的，弄上去了。出身也非常低微啊。真的，没有什么。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呢?能公平公正的，现在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太多了。
　　我在河北当省委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到农村去调查，是个贫困县的贫困乡，我在那里住了个把月，到最后几天了，我开放，所有老百姓要来找我谈事，我说过来谈好了，排队，登个记，后来我就发觉一个道理。农民虽然这么苦，苦都受得了，气受不了，一点点小事情，只要上面处理得不公正，他就过不去，实际上事情很小很小。我跟他们接触以后，就得出个结论：中国的农民，能够忍受贫困，不能忍受不公正。我觉得当官的，执政的，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公平公正的问题。和谐不和谐啊，团结不团结啊，关键就是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在任何问题上面，要公正。

反思下台原因

　　向南：听说你写了回忆录，进展如阿?
　　程维高：我有书面的东西，20万字，我的一生，包括这个案子，都写了。但不能给你看，有很多机密，还没到这个条件。等我闭眼睛的时候，我再处理。我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把事实真相告诉大家。关键是在我的一生中遇到的这些事情，给现在活着的人，能有一点启发。
　　我是找了一个人来写的，他文笔不错。我花钱，一万字一千块钱。他跟我每个星期用半天时间，就在你坐的这个地方，我来说，他回去后整理。基本上每个礼拜有这么一次。两年时间，没有特殊情况，如外出、过年了要休息下，就一直坚持下来。
　　你知道，写回忆录的人很多，最不好的，就是为自己歌功颂德。我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写的，就是想告诉大家，我的一生哪些事做对了，哪些是做错的。不算处理我的这个事情，我的一生也是做了很多错事啊。你说坑害老百姓、坑害国民经济的事情，如大炼钢铁，那时候我也是积极得不得了啊。把锅碗瓢盆都献给国家，去炼铁炼钢，后来把国民经济搞得一穷二白，搞到崩溃的边缘，这些都有我们的责任啊。那时候我们是自觉地搞，(上面宣传)毛主席一句话顶一万句，(我们)没有意识到错，当时还以为是对的。现在你还以为是对的?你要告诉大家，是错的，违反客观规律的。所以回忆起来，我们干了不少好事，也干了不少错事，干了不少坏事，你不能不承认啊。
　　我觉得(我的回忆录)还要修改，反思的这一部分还不够，不深刻。故事有了，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啊。我对给我写书的这个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说你给我回答，我这个人原来是一帆风顺的，都是向上的，虽然有挫折，虽然有左的，(但是)敢于冲啊，为什么一下子就下台啦，什么原因?你给我分析分析，从政治上、历史上、个性上(分析)，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已经把题目交给他了，他在思考。
　　(笔者了解到，程维高回忆录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半个多世纪的政海生涯"，主要是讲述了其从政经历；第二部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中纪委对他处理的五个方面内容，他也一一对应做了叙述；最后一部分"在河北捅了一个马蜂窝"，则是对"河北事件"的总结。)

"我没见过郭光允"

　　向南：你知道郭光允写了《我告程维高》这本书吗?
　　程维高：那个事啊，我没见过他，他也没有见过我，95％以上是无中生有，还有百分之几，是有这个由头，有这个事情，(夸大)编造出来的。

　　向南：这本书在书店里还在卖。
　　程维高：让他去卖好了，有什么关系，无所谓，无所谓。好多朋友都劝我，不要理他，你这么大的一个干部，跟这样一个小科长，来打官司，划不来，你不要理他就是了。他也没见过我，他哪里能晓得这么多的事情啊。
　　他这样做，不了解情况的人都说他是反腐英雄，了解他的人根本不理他，不睬他，他在河北省没有一点市场。

　　向南：外界都认为是你打击报复了郭光允。
　　程维高：李山林是、(石家庄市)建委主任，郭光允是建委下面一个什么站的站长(定额站站长)，李山林要处理他了，他就到处告状，他把我连在李山林身上，好像这个事情就搞大了，他(就)能成功了，后来他就到处写匿名信，到处告状。我就叫政法部门查这个事情，这封信到底是怎么来的，后来省政法委、省公安厅讨论，(是)这么个情况，(因为)也涉及到我，不要重处理，要轻处理，我也赞成，劳教是行政处理，后来劳教去了。而且这个事情，是当时的一个(省委)副书记最后做的结论，做了结论之后，他找到我，跟我讲，我(就)说可以。这个事情涉及到我啊，在手续上就不够了，应该由这个副书记提交常委会通过，那么就不存在缺陷了。

得罪了一批县官

　　向南：你当时是怎么到河北工作的?
　　程维高：我在这里(指常州)做市委书记一年多，之后就把我调到南京去了，在南京干了3年，就把我调到了河南当省长，接着又把我调到了河北当省长。当时是河北省长岳歧峰、河南省长程维高、辽宁省长李长春三个人调换，李长春去河南，岳歧峰到辽宁，我去河北。
　　我当初到河北去的时候，河北的政治环境非常差，它形成体系了。我当省长的时候没有权啊，后来我当省委书记了，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理这一套，那就得罪了很多人。(当时底下的)县委书记与县长很多都是省级领导干部的秘书，还有驾驶员，都是原来领导身边的人，干工作哪里能行呢。所以我当省委书记后，有一条，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到县这一级，不能当正职，先当三年副职，三年副职下来，看群众公认不公认，公认的话，再转正职。就这一条，他那些领导干部，有的退下来，有的还没有退下来的，(身边人)就下不去了。原来在他们身边干几年就是副处级，副处级就下去，就到县里当正处级了。就这一条，得罪了一批的县委书记、县长。
　　而且我还考试，所有的县委书记、县长我都要考试，当面验证。我听了八九十个县的汇报。我过三个礼拜，过一个月，就找一个县汇报工作，结果他紧张得不得了，因为他不懂得。一汇报就弄出笑话来，比如一亩地玉米要用多少水啊，他会说大概用800方水吧。一亩地是600多平方米，一平方米就要一方半水了，可以做游泳池了。我说胡说八道，我把计算器放在旁边，他们懂不懂，我一问就清楚了。你是一个县的领导，几十万人交给你啊，他们的经济发展、生活变化，都靠你的，你只想当官，只想捞钱，什么事情都不懂，什么事情都不能干，我不拿掉你干什么?我为什么免掉你的县长、县委书记?我们从来都不认识，我们也没什么仇恨。他们有的听说我要让他们来汇报了，紧张啊，几天几宿不睡觉，而且市委书记、市长，还有专员，练习，他们不知道我会提什么问题啊。我一下免掉不少人。这些被免掉的县委书记、县长当然不服气，就是他们在告状。
　　不光是他们这些人，还有一批调整下来的，有的是到年龄了，有的不到年龄，工作不适应，我就采取各种方式把他调下来。因为这些人都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成长上升的时间，给我这么一弄，升官梦都没有了，都是恨得不得了啊。

　　向南：你在人大主任职位上，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程维高：我在河北当了3年省长，7年省委书记，还有5年省人大主任，最窝囊的是5年人大主任。我这个个性(怎么)能当人大主任?你玩玩可以的，真干不行。那时候我当然还想干工作，我的年纪也不大。
　　执法得正确不正确，人大不是要监督吗?我(就)弄了一个执法监督，在人民来信里面，排了个队，大概排了十几个案子吧，有的是判死刑的，有的是判死缓的，有的是判重刑的。因为重刑都到省高院了，我一弄，省法院不接受，不理睬。不理睬怎么行?我把所有法院的院长、副院长，人大的主任、副主任都找来集体谈话，一集体谈话他没办法了。：你只能总体监督，不能个案监督。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说说，但具体的案子你怎么监督呢?我就不理这个茬。对，我就支持你，不对，我就否定你。我请了三四十个法律方面的专家，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给我审，(其中)有五个案子，该判死刑的，他不判，判死缓，该判死缓的，判死刑，该判重刑的，他判轻了，该判轻的，他判重了。我让专家对这五个案子进行了评论。专家看材料，发表评论意见，也没办法，只好结案。这还得了啊?他们马上反映上去。后来这个我（就)不搞了。

　　向南：从政这么多年，现在回头看，对哪一段的经历记忆最深刻?
　　程维高：还是南京。南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像河南与河北(那么复杂)，比较简单。在南京能干成事情。我在那里干了三年市委书记。我当时也比较年轻，不被人家重视，看不起，不为人看好，但还是做了很多事情。

李真：向上反映的政治渠道

　　向南：现在你怎么看李真这个人?
　　程维高：开始的时候，我跟李真关系很好。他这个人非常聪明，逻辑能力特别强，分析问题的能力特别强，也很年轻，说话也很冲。他原来是副省长的秘书，后来就把他调到我身边了。那个时候我还当省长。当时我之所以重用他，是他靠近我了。我一到河北，就对很多事情都看不惯，我要(向上)反映啊。他这个孩子，当时当工业副省长的秘书，经常跑北京，非常活络，简直是不得了，我就通过他来找人，来反映情况。应该说，他当作我政治上的向上反映的这个渠道，应该是有贡献的。
　　后来他太猖狂了，最厉害的一次，是我在西柏坡蹲点，在村里面住了10天，那时候我是省委书记，他伸手，要下去，那天晚上睡觉之前他找我，要求我给他安排，要下去。我说下去好啊，像你这样的人，你去锻炼锻炼，去做实际工作是很好的，最好到乡里面去做乡党委书记。这个是跟他开玩笑了，我说不行的话，你到市里面去，去当一个副市长。当时他跟我，也是副厅级了，是(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嘛。我说你去干干，到哪个地方去做做实际工作。他不愿意，说要到保定，去当个副书记。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说保定靠北京，场面大，保定是个老城，1100多万人口，政治情况复杂，便于他了解情况向我反映。我说怎么行呢，我说李真啊，现在你虽然是副厅级，保定市委副书记也是副厅级，但是，人家从副市长到常委副市长再到副书记，要奋斗多少年啊。我说你这个年轻人，凭什么?你也不像个党委副书记的样子啊，你的外形，你的为人，不像当副书记的样子，不像做党委工作的样子啊。我说我怎么能一下把你提到那里呢。
　　(当时)他是怎么想的呢?在保定当几年副书记，然后当书记，很可能就进到省委常委了。他有打算的，我看得出来。我说怎么可能呢。他就跟我吵架。后来他觉得在河北省不行了，从地市到省这条路不通了，我把他堵死了。他就到国税局了。

　　向南：你曾经很欣赏他吧?
　　程维高：怎么说呢?在一段时间里，他确实工作很好，他起作用。但是后来很猖狂了，我也听到很多反映，我说你早点离开我好，所以后来他自己通过关系混到国税局去了。他找好以后，要走了，我说好好好，国税也是经济工作的一个方面。他做局长的时候，我还是省委书记。他离不开我啊，他既要对我有要求，得不到满足，但又不能离开我，他离开我影响力就小了。他虽然后来不是我的秘书了，国税局不属于河北省管，但他处处还是利用我的影响。
　　查了我4年，就是从李真的案子开始的。他们就想不到李真在我身上没有一分钱，都出乎意料啊。李真当国税局长以后，第二年，完成任务了，他给我两套西装，四件衬衫，我都没有拿。他是让我到北京的指定的制衣厂去做的，第一我没时间，第二我也没有需要，我连几套西装都没有吗?这是一个，第二个，河北省有个阳光大酒店，很豪华，它的菜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他就送了一张卡给我，说随便什么时候，你可以到这里来消费，我说我要你这个卡干什么啊，我说我请人家吃饭，公家付钱，都是人家请我吃饭，不用我花钱。这个卡好多人都拿了，在那里消费。这个事情他们都找不到我。

　　向真：你认为是李真害了你吗?
　　程维高：也不能(这么)说。这个人后来枪毙的时候，我说活该，(他)心机太重了!
　　(2003年11月13日，有"河北第一秘"之称的李真因受贿、贪污等严重罪行被执行死刑。对于李真事件，笔者了解到，程维高的自省是："李真最后走上经济犯罪的不归路，完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但我做为党的高级干部，在发现李真身上的严重问题和品行不端时，没有做应有的坚决斗争和严肃处理，这是我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重感情、缺乏原则、管束不严的表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